政府計劃明年第一季就性罪行修訂建議諮詢公眾，本屆任期完成修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上周五（10 月 31 日）舉辦研討會，倡引入「積極同意」概念。有學者解釋，在法例詳列「同意」定義能改變迷思，確立只有當事人以言語、行為明確表達，才視為同意性行為。
協會亦建議訂立「持續性侵兒童」新罪。有律政司檢控官指出，兒童受害人很多時因案發時年輕而記憶模糊，或因長時間遭侵犯而難辨認具體情況，令檢控出現困難，新罪亦有望彌補在量刑上的不足。
法改會提逾 70 建議
政府計劃今屆任期完成立法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文件指，香港的現行性罪行，在 1970 年代以英國英格蘭、威爾斯法例為藍本，沿用至今。
法律改革委員會文件則顯示，英格蘭、威爾斯於 2003 年針對性罪行進行重大改革，3 年後終審法院及律政司向法改會提出研究課題，檢討香港性罪行。法改會成立小組研究、諮詢，近年發表兩份報告共提出逾 70 項建議，惟一直未推進至修例。
保安局計劃 2026 年首季提出性罪行修訂建議並諮詢公眾，目標是今屆政府任期內完成立法。
協會上周五（10 月 31 日）在港大法律學院，就性罪行改革舉行研討會，講者包括法律系教授、律政司檢控官等，分享就如何定義「同意」、「不能合理構成同意的情況」，以及兒童持續遭受性侵犯的檢控困難的看法。
學者：外國採非「預設同意」概念
在性罪行案件的審訊中，事主作供常被質疑在過程中有沒有反抗、如何反抗等。
城大法律系教授 Thomas Crofts 指，社會對性罪行有迷思，即只有事主反抗，才視為「不同意」。但澳洲等地已採用不能「預設」事主同意性行為的概念，即性行為是雙方經過持續溝通達成的決定，每一步要得到彼此共識，若沒尋求同意，則該性行為會被視為未經同意。
協會主席、前執業大律師馬碧筠指，此概念屬「積極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她解釋指昔日「預設同意」下，女性的身體就似「沒有鎖門的大屋」，任何人都可以隨意不敲門就入屋，直至屋主抗議、叫對方離開。但在「積極同意」下，大屋預設是鎖上，別人入內需要敲門、得到屋主同意。而即使給予「同意」，其後亦可隨時撤回。
港大法律系教授 Puja Kapai 向 2 人問，「積極同意」的概念可如何納入法例、執行？
Crofts 表示以澳洲為例，案件進入審訊後，關鍵仍是雙方證供如何說，同時法官對陪審團的指引亦相當重要，例如提醒不能因為事主喝醉、身在某處接受對方調情而假定事主同意後續的性行為。
馬碧筠認為，此項改變不會令促致性行為的人（sexual initiator）帶來過於嚴苛的負擔（unduly harsh burden），並認為昔日的概念應要改變，任何情況下涉性行為，都要取得對方同意。
協會提出，除了訂明「同意」的定義，亦應列明「沒有反抗不等於同意」，讓審訊聚焦於被告採取過甚麼行動確認事主的意願，而非檢視受害人有沒有極力反抗，亦應列出「不能合理構成同意」的情況（例如受脅逼等），以及規範「真誠錯信」的辯解。
馬碧筠就「真誠錯信」舉例指，在加拿大和澳洲，若被告在案發過程中不曾採取合理行動（no steps taken）尋求事主同意，就不可引「真誠錯信」為辯護理由，或者其「真誠錯信」辯解不會被視為合理。
協會認為，新做法能幫助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提供更清晰的指引，讓他們更易掌握「同意」的意涵，也有助提高受害人求助的信心。
律政司檢控官：
兒童受性侵檢控難
就兒童長期遭受性侵犯的情況，協會指本港現時沒有「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冀當局參考澳洲立例。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林曉敏指，在 1998 年「詹漢民案」中，事主報稱 1989 年她年僅 9 歲時，遭繼父數度強姦，但她數年後向他人披露事件時，已不記得具體次數、情況。
林指，律政司當年在控罪列出涉案時段，指控被告在時段內「至少一次」強姦事主。但終審法院不同意做法，認為控罪應要「具體、可辨認」。故在「詹漢民案」後，控方不能再以該方式起訴。
惟林指，不少遭受性侵的兒童，是在案發多年後才對他人披露事件，其時已無法記起發生的日子、周遭環境情況。而長期遭受性侵者，更難辨認、說出每次事件的具體分別，以致檢控上遇到非常大困難；由於起訴的事件要具體，控方需謹慎「選擇」適合的事件起訴，但事主可能會感到疑惑，甚至誤以為檢控方不相信其經歷。
林認為，由於檢控基礎只能包括部分性侵事件，即使成功定罪，在量刑上亦有不足，未能反映被告實際作為的罪責，若今次能為兒童長期遭受性侵犯訂立新罪，將有望提高罰則。
學者兼澳洲前檢控官：
澳洲例須證至少兩度侵犯
曾在澳洲擔任檢控官的港大法律系教授 Amanda Whitfort 指，澳洲在約 1989 年起，設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相關罪行，多年來罰則、控罪元素上曾作修訂，現時控方要證明被告在指定時期內至少兩次侵犯事主，而視乎州份，一經定罪最高接近判囚終身。
Whitfort 說，促進澳洲修例的案件與香港類近，事主兒時遭繼父強姦，惟作供時沒法具體說明事件，令法庭未能充分相信其供詞，被告最後上訴得直、定罪撤銷，澳洲之後設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相關罪行應對此等情況。
Whitfort 引述自身經驗，稱出於檢控需要，法庭需要兒童事主就事件作供，但他們許多都不明白為何要覆述事件，亦害怕進入法庭。她說自己當年任職檢控官見此情況，也感到心碎，相信若能訂立新罪行，能應對被告因事主證供「不足」而脫罪的情況。
港府曾擬效澳訂新罪
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反對
翻查資料，港府於 2001 年曾就持續性侵犯兒童的情況，提出訂立新罪行。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2 年文件顯示，當時政府擬按澳洲法例為藍本訂立新罪，包括若有人在一段時段內性侵兒童 3 次或以上，不論日期、性質是否一樣，都屬犯罪。
惟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提交聯合意見書，反對政府建議，政府其後擱置修例。法改會提出的性罪行改革建議，亦不包括就持續性侵犯兒童訂立相關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