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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总部虽状况百出，却也不出意外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他和第一夫人刚到联合国就被电梯“挽留”住了，尴尬停下后，他们不得不徒步上楼。而当特朗普终于站上了演讲台，又立即开始吐槽提词器坏了，并强调即使提词器坏了自己也能继续讲下去，并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毫不客气对联合国进行了明里暗里的讽刺，当然也对诸多国际大事进行了自夸式评论，展现了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和立场。
尤其是对最近备受关注的巴勒斯坦承认潮，特朗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就在特朗普发言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在大会上占尽风头，站在道德高地并高调宣布，法国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马克龙在讲话中义正词严地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对正义与和平的责任感”，并强调两国方案是结束巴以冲突的唯一可行路径。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推动停火与和谈。马克龙的发言赢得会场内多方代表的掌声。
法国的决定，使得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已有四个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前，西班牙、爱尔兰、挪威等国已在欧洲率先采取行动，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陆续加入，承认潮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使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和外交支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这让特朗普不得不立即回应，他在演讲中立即指出，这样的行动（承认巴勒斯坦）等同于“奖励恐怖主义”，可能鼓励进一步的冲突。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及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强调哈马斯至今拒绝释放人质和接受停火提议。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谈承认，只会让极端分子得到外交上的合法性。真正需要的是立即释放全部人质，并在谈判桌上实现和平。”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不仅在政治层面持反对立场，也在制度程序上掌握关键否决权。美国在联大的态度几乎表明了，不管有多少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它都不会让巴勒斯坦有获得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国际社会还没来得及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而庆祝，美国这一盆“冷水”，来得也太快了！
01
联合国的硬性程序与制度门槛：绕不过的安理会
要理解承认潮为何难以直接转化为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必须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说起。根据宪章第四条第一款，“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向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开放，这些国家接受本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并在本组织看来有能力并愿意履行这些义务”。第二款则规定，接纳新会员国的程序必须先由安全理事会推荐，再经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意味着，联合国大会虽然是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但并不拥有独立决定新会员国的权力；安理会的推荐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前提。
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源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大国主导的政治安排。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保留了对新会员国接纳问题的否决权。这一“门槛”使得联合国扩员必须同时兼顾普遍性与大国政治平衡。历史上，冷战期间就曾出现美国与苏联互相否决对方阵营新成员的情况，导致一些国家长期无法加入联合国。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这一制度性障碍在2011年第一次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就已经凸显。2011年9月，巴勒斯坦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成为会员国的申请，由联合国安理会负责审议。 安理会随后把申请交给了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进行技术审查，但未能就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积极建议达成一致。这是因为美国明确表态会在安理会正式表决阶段动用否决权，阻止申请通过。这使得申请未能进入安理会表决阶段。那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即便巴勒斯坦已获得超过130个国家承认，承认数量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联合国席位，真正的决定因素仍是安理会的推荐与否决权。
此后，巴勒斯坦采取了另一条路径：201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138票赞成、9票反对、4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67/19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为“非会员观察国”。这一身份比此前的“观察实体”更进一步，使巴勒斯坦可以加入更多国际条约和机构，包括《罗马规约》与国际刑事法院。然而，这一地位并不等同于正式会员国，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没有投票权，也无法全面参与联合国机构的选举。
在随后的几年里，巴勒斯坦多次尝试推动会员国地位，但均在安理会环节受阻。最新一次的尝试发生在2024年4月。安理会就巴勒斯坦的入会申请进行表决，15个理事国中有12个投了赞成票，英国和瑞士弃权，美国则投下反对票。由于安理会程序要求五常一致通过或至少不行使否决权，美国的一票足以让提案失败。一个月后，即2024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ES-10/23号决议，确认巴勒斯坦符合宪章第四条所规定的条件，并在观察国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权利，包括在大会辩论中发言、提出议程项目和在选举过程中享有有限参与权。但这一措施本质上是软性的，无法替代安理会的正式推荐。
这一现实充分说明：巴勒斯坦缺的从来都不是承认数量，而是关键的一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40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巴勒斯坦为主权国家，数量上已经超过联合国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然而，由于美国长期坚持“两国方案必须通过谈判实现”的立场，并反对单方面承认或加入，安理会的制度门槛始终无法被跨越。
因此，当前承认潮虽然在舆论场和外交层面不断积累力量，却仍然无法突破制度上的硬性限制。对巴勒斯坦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被承认”，而在于“何时能突破安理会否决权的障碍”。这一制度门槛既是法律规定，也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投射。只要美国保持现有立场，巴勒斯坦即使获得更多国家承认，联合国的正式席位仍将遥不可及。
02
欧洲与美国的分歧
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以来是国际政治中的敏感议题，而近期的“承认潮”凸显出一个鲜明现象：即使在传统盟友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异。欧洲主要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承认巴勒斯坦国，而美国则继续坚决反对。这种分歧不仅体现为政策选择的不同，更反映出两种对国际秩序和地区局势的理解差异。
欧洲的立场：道义与合法性的强调
法国9月22日的决定并非孤立。此前，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率先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加入其中。这些国家普遍强调三点理由：一是回应加沙地带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二是维护国际法原则下的民族自决权；三是通过政治承认传递推动和平谈判的信号。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承认不仅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也是对以色列的压力。通过增加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可以迫使双方回到谈判桌。欧洲外交官常说，“承认不是对抗，而是推动”，这一逻辑与美国所坚持的“谈判优先”形成微妙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内部也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德国和荷兰仍保持谨慎，强调安全担忧和与美国协调的重要性。但随着法国、英国等核心国家加入承认行列，欧洲整体立场已明显向支持方向倾斜。
美国的立场：安全与反恐的优先
与欧洲的道义话语不同，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表态始终聚焦于安全与反恐。特朗普总统在9月23日的联合国大会讲话中，严厉批评承认巴勒斯坦的举动。他说，这样的行动是在“奖励恐怖主义”，会鼓励哈马斯继续拒绝停火与释放人质。这一立场延续了美国多届政府的政策传统。华盛顿认为，如果在哈马斯仍掌握加沙、并且持续进行武装活动的背景下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损害以色列的安全，也会削弱谈判动力。美国强调，只有在安全安排、边界划定和治理结构得到明确保障后，承认巴勒斯坦国才有意义。
美国的立场背后，还有国内政治与战略考量。一方面，美国国内政坛对以色列有广泛的支持基础，两党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强调与以色列的安全同盟关系，把其视为地区稳定的关键支点。这使得美国在安理会多次行使否决权，成为巴勒斯坦入会的最大障碍。
五眼联盟的分裂与西方内部矛盾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传统安全同盟“五眼联盟”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罕见分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加入了承认潮，而美国和新西兰保持谨慎。这种差异凸显出，即便是在最紧密的情报与安全合作框架内，成员国在涉及中东政治时也会因自身外交传统与国内舆论而走向不同道路。
这种美欧之间的分歧，使得承认潮在象征意义上更为强烈，但在实际效果上受限。承认潮固然削弱了以色列的外交叙事，也提升了巴勒斯坦的国际话语权，但由于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其制度性障碍并未改变。
同时，分歧也可能带来长期影响。如果美欧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持续扩大，将在西方联盟内部制造新的张力。对于巴勒斯坦来说，这种裂痕既可能提供外交空间，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加大不确定性。
03
“巴勒斯坦国”可能的突破口
尽管如此，未来仍存在若干潜在路径，可能为巴勒斯坦带来突破。首先就是美国立场松动。随着承认潮扩大，美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孤立感可能加剧。如果更多核心盟友公开承认，美国的立场就会面临更大压力，另外，如果美欧在这一问题上的裂痕不断扩大，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其政策成本。如果未来美国国内政治或外交战略发生调整，选择在安理会弃权而非否决，那么巴勒斯坦的入会就可能立即成为现实。
未来巴以冲突的发展也会影响国际态势。例如，埃及在边境地区增兵，显示地区国家对冲突外溢的担忧。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国际社会的紧迫感可能增强，从而增加推动制度突破的可能性。
联合国大会虽无权接纳新会员，但可以通过不断扩展观察国权利，实质性地缩小与会员国的差距。2024 年的决议就是例子。未来，大会可能进一步赋予巴勒斯坦更多实质性权利，例如参与部分委员会或在预算事务中拥有有限角色。虽然这不是正式席位，但可能逐步形成“事实上的会员资格”。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这关键一票确实将巴勒斯坦国拦在了联合国的大门之外。这便是承认潮的悖论：它让巴勒斯坦在国际政治中更有存在感，却无法直接跨过制度的门槛。未来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承认潮是否会继续扩大？美国是否会因外交压力或地区局势而调整立场？抑或一切仍将停留在象征层面？答案还未揭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场外交与法律交错的拉锯战中，安理会的关键一票，继续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