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34万外佣，疫情期间供需关係发生变化，导致僱佣关係一度紧张，其后随着疫后「複常」而缓和，但近日再度因为「跳工」（job-hopping）争议挑起双方敏感的神经。
「跳工是个迷思」、「停止污名，不要歧视」、「停止针对女性的暴力」——数十名外籍家庭佣工（外佣）拿着标语在香港政府大楼外请愿。
她们不满港府近日拟修订《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把外佣提早终止僱佣合约及转换僱主「污名化」为「跳工」。
「为什么政府要把正常的辞职、转工行为，贴上负面标籤呢？其他在港外籍人士没有限制，为何只有我们受惩罚？」本身来自印尼的香港国际移民联盟（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主席Eni Lestari对BBC中文说。
在港外佣几乎全是女性，她们佔了整体劳动人口约一成，当中56%来自菲律宾，约40%来自印尼，同时服务30多万个家庭，在立法会文件中被形容为「本港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订下的「标凖僱佣合约」，外佣合约期为两年。新冠疫情期间因各地封城、航班减少、香港实施严厉隔离措施等，导致外佣供不应求，部分在港外佣继而被指「跳工」，提早结束两年合约。
香港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为28,900港元，而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为每月4,730港元，对大部分本地家庭并非大数目，但僱主事前须支付一万多至两万港元的中介费及机票费用，外佣「跳工」意味着短时间内要再付高昂费用另聘新人。
香港家庭佣工僱主协会主席容马珊儿向BBC中文表示，疫情期间收到不少僱主求助，指外佣来港隔离21天后，工作不足半年就离职跳槽。「签了约就应该保证工作两年，我给了那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做事，但你来了说走就走，那谁赔偿我们？」
她把矛头指向业内的「无良中介」，指疫情期间因外佣供应短缺，有些中介「手上没有工人」，要靠本地市场的外佣中途毁约才有人，于是用钱利诱外佣转工。
香港劳工处3月15日就检讨《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提出多项建议，包括订明职业介绍所不应以金钱诱因等营商手法，诱使在职的外佣提早终止合约。
当局又建议，应要求职业介绍所向外佣求职者清楚解释现行政策，外佣在两年合约期内提出在港转换僱主申请，通常不会获批，除非涉及四个原因，包括僱主外调、移民、逝世或经济原因而提早终止合约，又或有证据显示外佣曾受苛待或剥削等特殊原因。
容马珊儿支持政府有关建议，强调这不是修例，只是向外佣重申现有政策的规定，「保障外佣不会被中介骗了，以为中途毁约没有后果」。
入境处因怀疑外佣「跳工」拒批签证个案，以往每年只有两三百宗，但疫情期间的2021年急增至2833宗，是上一年的九倍，多名立法会议员都要求当局严厉打击甚至增加罚则。不过随着疫情缓和，外佣人数已逐步回升，劳工处官员指目前有关「跳工」的投诉已大幅减少七成。
外佣中介代表、香港僱佣公会主席陈东风对BBC中文透露，疫情时期少数外佣「吊高来卖」，复常后她们较难跳槽，变得更愿意与僱主配合，「作对的气焰减少了」。他质疑目前大环境已经改善，政府还拿非常时期出现的小问题大做文章，「有没有必要为了芝麻绿豆小事去改动政策，伤了大家和气？」
陈说，理解本地僱主会因外佣离职感到不便和困扰，但认为很多人思维有问题。「你给了两万元中介费，可以期望她（外佣）来做两年，但不等于买断了她两年的人身自由——给了钱就买起了她，这是『贩卖人口』才有的概念。」
他强调外佣辞职转工有成本，她们必须先回到本国，会「手停口停」失去一两个月薪金，也要面对新僱主的不确定性，并非中介「推波助澜」就可以收买，「很多是本身与僱主性格不合、工作环境欠佳、工作压力太大等等，中介给一两千元奖励，只会对那些原本就想走的人起到作用」。
他认为，把「跳工」现象委过于外佣或中介并不公平，僱主也有责任检讨原因。他指自己从事中介多年，发现过半僱主聘请外佣时首要是看外表，「觉得每日在家裏一起生活，样子要顺眼」，而不是看工作能力和经验，结果造成大量人力错配，外佣未必能符合僱主的工作要求。
「出现错配，是应该承认错误和更正，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人『跳工』、一刀切禁止，否则只是将错就错。转工不一定是负面，我看过很多例子，外佣辞职转工后，她和新僱主都很满意，原本的僱主也请到更适合的人，最后四方面都开心。」
香港国际移民联盟主席Eni Lestari也说，「做得开心没有人会想转工」，并强调外佣也应享有香港劳工的权利，即使部分人解约转工，也跟任何职场一样是平常事，「尤其我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要进入不同的家庭裏工作，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我们的。」
她指出，目前制度下外佣只有在四个条件下可以提早解约，包括证明自己受虐待，但很多事情难以证明。「如果是语言、精神虐待，或者工作环境很差，被要求从早上5点工作到凌晨2点，我们可以怎样投诉？」
她担心当局做法加剧强迫劳动，外佣为了完成两年合约被迫困在不好的僱主家裏，「如果解约就会被僱主报复、惩罚，写信去入境处说我们跳工，让我们永不翻身」。她质疑香港标榜是国际都会、自由市场，唯独外佣受到限制，「沦为这座城市裏的奴隶」。
香港政府自1973年准许输入外佣，以释放本地妇女生产力。当时正值菲律宾在全球石油危机下陷入经济困境，当地政府为降低本国失业率及赚取外汇，放宽输出劳工，大量菲佣因此进入千万香港家庭，1997年后则印尼籍外佣比例大增。
香港立法会文件显示，在有就业女性及育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中，约44%聘有外佣。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202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分析指，聘有外佣的家庭每周可减少高达6.5小时用于家务的时间，同时用于育儿的时间可增加3.4小时，且生育第二胎的机率较没有聘用外佣的夫妇多约13%。
「讲白了，就是香港政府无提供完善的托儿服务、创造家庭友善的就业环境，长年把这些责任外判了给外佣。」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伍凤嫦对BBC中文说。
她指出，外佣留宿僱主家裏，双方不是单纯的劳资关係，而是半个家人，现时政府以冷冰冰的思维去检讨政策，没有顾及对家庭气氛的影响。
「外佣做得不开心、大家合不来，本来解约就解决了问题，现在大家被迫要完成那两年，她（外佣）度日如年，你（僱主）又担心她搏炒或指控你虐待她，所有情绪都困死在家裏，而香港的房子又那么小，最后就压力爆煲，製造更多社会问题，这样对僱主也不公平。」
她指出，如果外佣工作不愉快，完成两年合约后也会离职，「僱主到时候也是要再花一两万元中介费请人，那有什么分别呢？」
她认为政府不宜过度干预，应让市场自行调节，尤其香港人口老化严重，未来将倚赖更多外佣包办照顾工作。「特首现在说要抢人才，但把政策订得那么紧，外佣觉得香港很不友善，以后未必愿意再来，反而弄巧成拙。」